您现在的位置: 井研新闻网 >> >> 更多>> 文明井研从我做起>>正文内容

父爱如山,读读名家笔下的父亲

作者:未知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8年06月19日    点击数:

父亲节(Father's Day),顾名思义是感恩父亲的节日。约始于二十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现已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节日日期因地域而存在差异。

最广泛的日期在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世界上有52个国家和地区是在这一天过父亲节。节日里有各种的庆祝方式,大部分都与赠送礼物、家族聚餐或活动有关。

父爱如山,

小编邀你一起读读名家笔下的父亲

 

《背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因为丧事,一半因为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桔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父亲的记忆
(孙犁)

 

        父亲十六岁到安国县(原先叫祁州)学徒,是招赘在本村的一位姓吴的山西人介绍去的。这家店铺的字号叫永吉昌,东家是安国县北段村张姓。

        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门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树。前院是柜房,后院是作坊——榨油和轧棉花。

        我从十二岁到安国上学,就常常吃住在这里。每天掌灯以后,父亲坐在柜房的太师椅上,看着学徒们打算盘。管账的先生念着账本,人们跟着打,十来个算盘同时响,那声音是很整齐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学徒们报了结数,先生把数字记下来,说:去了。人们扫清算盘,又聚精会神地听着。

        在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坐在远离灯光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旱烟。

        我后来听说,父亲也是先熬到先生这一席位,念了十几年账本,然后才当上了掌柜的。

        夜晚,父亲睡在库房。那是放钱的地方,我很少进去,偶尔从撩起的门帘缝望进去,里面是很暗的。父亲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二十几年,我是跟学徒们睡在一起的。

        父亲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离开这家店铺的,那时兵荒马乱,东家也换了年轻一代人,不愿再经营这种传统的老式的买卖,要改营百货。父亲守旧,意见不合,等于是被辞退了。

        父亲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每年回一次家,过一个正月十五。先是步行,后来骑驴,再后来是由叔父用牛车接送。我小的时候,常同父亲坐这个牛车。父亲很礼貌,总是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个村庄,总是先下来,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们都称他为孙掌柜。

        父亲好写字。那时学生意,一是练字,一是练算盘。学徒三年,一般的字就写得很可以了。人家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连母亲也这样说。他到天津做买卖时,买了一些旧字帖和破对联,拿回家来叫我临摹,父亲也很爱字画,也有一些收藏,都是很平常的作品。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见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闲话,我絮絮叨叨地说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父亲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

        回到自己屋里,妻抱怨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

        那时农村实行合理负担,富裕人家要买公债,又遇上荒年,父亲不愿卖地,地是他的性命所在,不能从他手里卖去分毫。他先是动员家里人卖去首饰、衣服、家具,然后又步行到安国县老东家那里,求讨来一批钱,支持过去。他以为这样做很合理,对我详细地描述了他那时的心情和境遇,我只能默默地听着。

        父亲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去世的。春播时,他去耪耧,出了汗,回来就发烧,一病不起。立增叔到河间,把我叫回来。

        我到地委机关,请来一位医生,医术和药物都不好,没有什么效果。

        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我旧的观念很重,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我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店子头去看了一次石料,还求陈肇同志给撰写了一篇很简短的碑文。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无从谈起。

        父亲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到保定上学,是父亲送去的。他很希望我能成材,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在我教书时,父亲对我说: “你能每年交我一个长工钱,我就满足了。”我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父亲对给他介绍工作的姓吴的老头,一直很尊敬。那老头后来过得很不如人,每逢我们家做些像样的饭食,父亲总是把他请来,让在正座。老头总是一边吃,一边用山西口音说:“我吃太多呀,我吃太多呀!”

 

《父亲和我》

(杨振宁)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像片。

        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毕挺。我想好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像征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曳《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进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文化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育、干支顺序、八卦等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16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9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时故里一“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7子。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30年代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搞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对中斩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惠,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写的我童年的情况。里面所提到的“在园里到处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我初中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育《孟子》全文。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俣大学。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HH的《PM》与ETB的《MM》给我看。他和我讨论、不同的无限大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四十年以后在一本书中我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

        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在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民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留学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的公工段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进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向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己。

        1928年到1945年这十七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了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的母校,而是因为我爷慕已久的费米教授却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人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经约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礼和我在普林斯顿结婚。我们相识倒不是由胡先生或父亲的其他朋友所介绍,而是因为她是1944年到1945年我在昆明联大附中教书时中五班上的学生。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后来在普林斯顿唯一的中国餐馆中偶遇,我恐怕是前生的姻缘吧。50年代胡先生常来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曾多次来我家做客。第一次来时他说:“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这样漂亮能干的太太。”父亲对我1947年来美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与翌年我的博士论文特别发生兴趣。1957年1月吴健雄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理论以后,我打电话到上海给父亲,告诉他此消息,父亲当然十分兴奋。那时他身体极不好,得此消息对他精神安慰极大。1957年我和杜致礼及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那时6岁)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7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我们那年夏天在租了一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It is not good today,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 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蓝色。)过了几星期,父亲身体逐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

        父亲给致礼和我介绍了新中国的许多新事物。他对毛主席万分敬佩,尤其喜欢毛的诗句。

        1960年夏及1962年百般,父亲又和母亲两度与我在日风瓦团聚。致礼、光宇(我们垢老二)和二弟振平也都参加了。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人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那些年代我在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见面使我体会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新中国的看法。记得1962年我们住在RoutedeFlorissant,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的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六年的祖国。那天乘法航自顷甸东飞,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的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傍晚时分,到达上海。母亲和弟妹们在机场接我。我们一同去华山医院看望父亲。父亲住院已有半年。上一次我们见面是1964年底有香港,那时他68岁,还很健康。六年半中间,受了一些隔离审查的苦,老了、瘦了许多,已不能自己站立行走。见到我他当然十分激动。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国探亲访问。父亲仍然住在医院,身体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亲长辞人工。享年77岁。6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在。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地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很小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时感觉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我于1964年春天入美国籍,差不多20年以后我在论文集中这样写道:从1945年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称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戽邓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激历基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我有幸在香港会议展鉴中心参加了回归盛典。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起来,不愿做奴录的人们”的音乐专用中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出生于1896年——101年前,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的年代,在残破贫穷,被列强欺侮,实持上已被瓜他了祖国。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

        父亲对这一天的终会到来始终是乐观的。可是直到1973年去世的时候,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躬逢这一天的历史性的盛典。否则他恐怕会改吟陆放翁的名句吧:国耻尽雪欢庆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微井研综合编发)

分享到:

相关文章

井研新闻网手机版
Copyright 2013 by www.leshan.cn. all rights reserved